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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叉融合、双向互动：西方史学新趋势之分析******

　　作者：王晴佳（山东大学讲席教授）

　　一

　　进入21世纪以来，西方史学界推陈出新，出现了不少新变化，足以证明历史学这一传统学问，正在不断革新和更新。依笔者管见，这些变化或许可以用本文的正题来略加概括。“交叉融合”指的是新兴史学流派层出不穷，但相互之间又没有明显的界限，而是呈现借鉴融合之势；“双向互动”指的是专业史家与读者之间，产生了远比之前更为积极的沟通和交流。不过为了清晰阐明这两种最新趋势，我们或许还得从一个多世纪之前谈起。

　　众所周知，历史研究在19世纪下半叶开始走向职业化，其标志是专业历史学会和专业历史刊物的建立和出版。一批志同道合的学者，以历史教学和研究为业，通过学会活动和专业刊物，相互切磋、交流，以期增进历史知识的获取和呈现。史学工作者建立了自己的学术圈，历史学亦变成一门独立自主的学科。19世纪末于是出现了两本史学方法论的著作：德国史家恩斯特·伯伦汉的《史学方法论》和法国史家朗格诺瓦、瑟诺博司的《史学原论》，指导历史从业者如何习得和掌握历史研究的方法和本领。

　　也正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历史学开始受到其他学科（经济学、地理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等）的挑战和洗礼，经历了一个“社会科学化”的过程。这一“社会科学化”的特征主要表现在，一些史家不满德国兰克学派所代表的、以批判和核实史料为主的历史书写模式，希望借助社会科学的方法，对历史演变的过程做更为宏观的概括和解释。兰克学派提倡运用档案史料，其研究重心便自然以政治史、军事史为主，而如果希望对整个社会做综合的描述，那么档案史料就不敷使用了。20世纪初出现的历史学“社会科学化”代表了一个国际性的潮流，德国有卡尔·兰普雷希特、美国有“新史学”派如詹姆士·鲁滨逊等史家，英国有亨利·巴克尔，法国则由亨利·贝尔首倡、而1929年崛起的年鉴学派集其大成。这一“社会科学化”的哲学前提是实证主义，其意图是在确证事实的基础上，对历史的演变做广博的综合解释。换言之，他们不满足只是核定史料，然后据此直书，就一个重要人物的某个或几个事件，讲述一个故事。年鉴学派自称有三大“敌人”：政治史、事件史和人物史，由此可见其突破、创新的志向。

　　从后世的眼光考察，正是这一“社会科学化”的潮流，促使史学界不同流派的出现，如经济史、文明史、思想史等。二战之后，史学界流派纷呈的态势更为明显。若以美国为例，“新史学”所倡导的思想史在20世纪60年代一枝独秀，而大西洋彼岸的英国则由马克思主义史家带领，开展了“眼光朝下”的劳工史、社会史的研究。到了70年代，美国亦掀起了社会史、劳工史研究的热潮。此时的法国史坛，年鉴学派独霸天下，代表人物费南德·布罗代尔以提倡“长时段”名世，成功地实践了超越“政治史、事件史和人物史”的目标。布罗代尔的弟子如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甚至提倡不再以个别人物的事迹作为历史书写的对象。为了对一个社会做“全体史”的综合分析，计量方法得到了青睐。计量史学在70年代一度大有独领风骚之势。在兰克学派的大本营德国，二战之后也出现了新的变化。譬如基于比勒菲尔德大学的史家竭力赶超欧美同行，从事社会史抑或“历史的社会科学”的研究。

　　饶有趣味的是，也正是在历史学大踏步走向社会科学化的70年代，一股与之志向和取径颇为不同的潜流渐渐涌现，那就是新文化史（有些地方亦称新社会史）和妇女史的实践。具言之，20世纪60年代的史家出于描绘和解释社会结构变化的需要，提倡“眼光朝下”，为处于边缘（比如女性）和下层（比如劳工）的民众发声，为其写史，这些尝试，并不为一个流派所限。举例而言，北美著名史家娜塔丽·泽蒙·戴维斯的《马丁盖尔归来》，被誉为新文化史的开山之作之一，但就其内容而言，又可以归属于妇女史，因为其中的主角是盖尔之妻贝特朗。盖尔夫妇和冒名顶替的“盖尔”三人又都属于社会下层，因此将该书视作史家“眼光朝下”的一个实践，亦十分恰当。意大利史家卡洛·金兹堡的《奶酪与蛆虫》，也是新文化史的一个范例，同时也被称为“微观史”这一流派的开创之作。与戴维斯的取径类似，金兹堡从一个磨坊主的言论着手，以小见大，窥视和描述19世纪欧洲人宇宙观、世界观的变化，同样展现了“眼光朝下”的视角。上面已经提到，马克思主义史家首先提倡史家为普罗大众写史，譬如“眼光朝下”这一提法的首倡者就是英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家爱德华·汤普森。汤普森的名作《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无疑探讨的是一个社会变动、变革的大问题，但他描述的主角不但是处于下层的劳工，而且还从文化的角度分析“阶级意识”的形成。汤普森的著作被视为马克思主义史学之“文化转向”的代表作品，而这一尝试又与新文化史的关注点有着一定的可比性。

　　以妇女史的发展来看，流派之间的界限逐渐模糊这一特点表现得更为明显。妇女史研究具有明显的跨学科特点，是妇女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经常兼涉法律、政治、社会、人文、思想等诸方面。1986年，劳工史出身转入妇女史研究的琼·W·斯科特发表了《社会性别：一个有用的历史研究范畴》，又将妇女史扩展到社会性别史，进一步促进了妇女史研究与其他流派之间的交流和互动。近年史学界出现的男性史的新研究，便是其中的一个结果。

　　同时，妇女史和性别史研究的开展，还推动了家庭史、身体史、儿童史和情感史等诸多新流派的兴起。这些新兴流派都将历史研究关注的对象，从之前的公领域转向了私领域，打破了两者之间的区分和界限。上述流派亦采用跨学科的方法，如家庭史的开展，与社会学关系密切。身体史、儿童史、情感史乃至最近20年发展起来的“深度史学”和神经史，不但采用了诸如心理学、人类学等社会科学，而且还借鉴了神经医学、生物学等自然科学的研究。由此缘故，这些流派之间的界限颇为模糊，比如情感史的研究，必然包含身体的层面，因为情感的表达，通常会诉诸肢体动作和语言。在开展情感史研究的同时，也有学者从事相关的感觉史研究；后者更与身体史的研究密不可分，几乎就是其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如果说历史研究方法上的多元化和跨学科，促成了史学流派之间的融合，那么还有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环境史、气候史、动物史、“大历史”和海洋史等一系列探讨人类与自然和其他生物关系的学派。从其命名而言，读者便可以清晰地看出它们的研究手段，必然会借鉴自然科学的方法。同时，这些流派之间的相互关系，可以说是亲密无间、难分彼此。2022年8月在波兰的波兹南市举办的第23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其主题发言的重点是“动物史和人类史的交互演进”，共有四个场次，分别是“动物的主体性”“人类记录中的动物”“动物的展现”和“野生和家养动物的管理”，后两场都涉及动物在人造和自然环境中的活动。而环境史、海洋史和气候史等流派之间，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它们与“大历史”的研究初衷相似，希望弱化人类在历史上的中心地位，走向“后人类的史学”。上述例子充分表明，当今史学界各个流派之间的借鉴和融合，已经达到界限不分、畛域不明的程度了。

　　二

　　20世纪60年代以来史学界“眼光朝下”的思潮，加上近年来科学技术的大幅度革新，还带来了一个重要的发展趋势，那就是历史知识的获取和表述，已经出现专业学者和读者之间密切互动的局面。如上所述，19世纪下半叶历史学走向职业化，有力地促进了历史知识的深化和历史研究的学术性，与此同时也造成历史著作与读者之间产生一条明显的沟壑。历史学家希望成为人类过去的代言人，但其著作对于普通的阅读者来说，艰深难懂、枯燥无味。这一现象与18世纪史学大家爱德华·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既可以让学者在其书房研读，又能放在仕女的梳妆台上的情形，迥然不同了。

　　历史学的职业化在今天并无改变，对史学工作者的考核还出现日益加强之势，但从上世纪下半叶以来，专业学者与读者之间的互动，也出现了彼此积极沟通的趋向。譬如新文化史家的作品，在史学家劳伦斯·斯通眼里，就代表了历史学中“叙述的复兴”，因为其内容的铺陈颇具可读性。上面提到的《马丁盖尔归来》《奶酪与蛆虫》和勒华拉杜里的《蒙塔尤》，情节曲折生动，很具吸引力。另一位当代新文化史的名家彼得·伯克，著述不辍，文笔清新，亦反映了作者注重文字表达、普及知识的意图。

　　这一“双向互动”趋势的出现，并非史学工作者的一己之力或一厢情愿，而是有着双方的沟通和交流。借助互联网和其他新科技，当下历史知识的普及和传播，已经今非昔比。近年来世界各地出现的记忆研究和公众史热潮，便是显例。它们都试图在专业史家的视角之外或之下，自下而上地提供有关过去的知识，从原来的历史知识受众转变为历史知识的参与者。记忆与历史之间一直存在着某种张力：历史学者希图保持记忆，不让其遗忘，但其保存的方式，又自然和必然带有某种选择性。法国学者莫里斯·阿布瓦赫在20世纪上半叶提出“集体记忆”的概念，试图将人们对过去的记忆，不再局限于近代历史学提供的框架中，而其同胞皮埃尔·诺拉在70年代主持的《记忆之场》的大型项目，异曲同工，希图从各个方面扩大人们对过去的认知。自那时开始，记忆研究在各国蓬勃兴起，既丰富了人们对过去的认知，也对历史研究产生了积极的互动和互补作用。

　　公众史研究的开展，则是历史学“双向互动”的又一个范例，已经在国际史学界蔚然成风。从事和推动公众史研究的人士同时包括了专业史家和业余历史爱好者或志愿者，其研究手段也颇为多样，从文献资料整理到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的保存，全面展开，充分体现了专业与业余之间的密切交流。总之，当代西方史学界出现的这些新变化，展现出历史学这一古老学问历久弥新的魅力。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09日 14版）

智慧城市建设 让城市治理变“智”理******

　　河北省廊坊市开发区智慧城市运营中心展厅电子沙盘。赵永辉摄（人民图片）

日前，在山东省东营市东营区政务服务大厅政务“晓屋”内，工作人员演示使用流程。刘智峰 摄（人民图片）

日前，在江西省赣州市蓉江新区赣南数据湖示范中心，工作人员检测记录数据运行机柜和处理器运行情况。朱海鹏摄（人民图片）

位于海南省澄迈县的中海石油码头有限公司智能化仓库。新华社记者郭程 摄

　　红绿灯实时感知车流量、自动优化配时，提高车辆通行效率；门禁系统自动识别身份，供水系统实时监测水质，提升社区居住品质；政务服务平台集合预约挂号、公司注册等功能，“数据跑”替代“群众跑”……从贯穿“数字河流”推动城市治理现代化，到“一城一策”助力城市产业智能化，再到激发“乘数效应”服务百姓数字生活，借助5G、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加速推进的智慧城市建设正不断为城市治理赋能，让城市治理变“智”理。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打造宜居、韧性、智慧城市。”建设新型智慧城市，是群众对更美好城市生活的向往，也是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追求。为此，人民日报记者采访了一些正在建设中的智慧城市，记录新技术给我们的生活带来的改变。

　　智慧“晓屋”:

　　政务服务24小时“不打烊”

　　坐落于珠江入海口的番禺区，地处广东省广州市中南部，是粤港澳大湾区的中心位置。漫步在番禺区的街道，随处可见5G基站、智慧灯杆等高科技设施。数字化正与这座城市深度融合。其中，一座座政务“晓屋”，成为番禺独特的政务名片，真正做到政务服务24小时“不打烊”。

　　“您好，欢迎使用‘晓屋’，我是‘云坐席’，请问您要办理什么业务？”戴女士是番禺区某独资企业办税员，不久前，她来到区政务服务中心办理企业注销业务。来之前，戴女士提前做好了预约，手机扫描便打开了政务“晓屋”的玻璃门，眼前的大屏幕上，工作人员面带微笑地询问起来。

　　政务“晓屋”是一座类似于电话亭的玻璃房，通过屋内的“云坐席”，使用者可以办理咨询、辅导等以前在大厅才能办理的业务。此外，政务“晓屋”还为企业和群众提供远程“面对面”政务服务以及“手把手”全程指导。

　　在了解戴女士需要进行企业注销，但还未办理税务注销时，“云坐席”首先为她邀请了税务部门“云坐席”。

　　之后，在办理清税过程中，戴女士将申请材料通过高拍仪展示完成初步审阅，并根据指引，登录“粤税通”小程序进行信息填写与材料上传。几分钟内，她就完成了全部申请流程。清税申请提交后，因外地户籍想要咨询注销后社保待遇领取的问题，税务“云坐席”又为她邀请了社保部门的“云坐席”进行多方实时沟通，答疑解惑。

　　很快，当戴女士还在咨询社保问题时，她就在手机上收到了清税证明。办事、咨询同步进行，税务、社保多方互动，政务服务智能化刷新了办事体验。税务注销业务完成后，税务“云坐席”又为她邀请了市场监管局“云坐席”，进行营业执照注销业务的办理。

　　最后，在“云坐席”的指引下，戴女士打开桌子下方快递柜，将申请表、营业执照原件等资料放入邮政信封中，填好邮寄信息。不一会儿，手机上就收到了营业执照注销证明。

　　戴女士对人民日报记者表示，以往，办理企业注销需要来回跑税务、市场监管等服务窗口，折腾一两天都是很常见的，没想到通过政务“晓屋”竟然可以一次办成，称得上是“进屋办事，少交快办，办事不用跑”，为民众带来的便利是实实在在的。

　　对这种便民服务深有感触的还有家住市桥街的黄先生，今年准备结婚的他刚购买了一套婚房，需要办理公积金提取，从住所到区政务服务中心，坐公交往返需要2小时，此外，还要算上等待、办理的时间，费时费力。

　　因此，黄先生决定试试附近新设的政务“晓屋”。

　　利用午休时间，黄先生走进街道内安放的政务“晓屋”，接待黄先生的是一位“数字业务员”。当他咨询如何办理公积金时，“数字业务员”马上询问他的具体需求，如想要办理哪类公积金，是租房使用还是购房等。之后，黄先生又说了自己想要提取的金额，并询问了所需材料细节，“数字业务员”都一一作答。材料准备好后，黄先生在政务“晓屋”上传资料，完成了公积金的提取，整个过程用了不到半个小时。

　　黄先生对人民日报记者表示，政务“晓屋”服务帮他节省了不少时间：“‘数字业务员’的问答交流与真人很像，就像有一个24小时待命的办事员一样，非常方便。”

　　让戴女士和黄先生感到方便的服务背后，是番禺区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与百度智能云在智慧城市建设上做出的努力。小小的政务“晓屋”玻璃房内有“大乾坤”，在不到2.5平方米的政务“晓屋”内，应用了百度OCR（文字识别）技术、智能语音技术以及数字人技术。

　　目前，番禺区已在全区布设80台政务“晓屋”，可办业务数量2305项，业务涵盖32个部门和镇街，“云坐席”账号增加至179个。以政务“晓屋”为跨域通办载体，实现北京、浙江等9省市20个地区互联互通。番禺区政务数据管理局也凭此荣获“2021年度政务服务与优化营商环境示范单位”。正如番禺区政务服务中心负责人所说，政务“晓屋”在“政务下沉”的同时实现了“数据上云”，做到“一屋通晓、一屋通办”。

　　“一网统管”:

　　落实“人靠谱，事办妥”

　　今年，在关于智慧城市建设的话题中，“一网统管”备受关注。

　　“一网统管”是指在开展城市综合管理服务平台建设和联网工作的基础上，全面加快建设的城市运行管理服务平台。

　　城市治理“一网统管”是城市综合实力的体现和运行效率的保障。京东云依托智能城市操作系统，输出数智供应链能力，打造城市运行支撑平台和城市运行能力中心的“双中台”体系，服务上海市普陀区推进“一网统管”实践创新，实现“一屏观天下，一网管全域”，深化场景建设和基层治理。

　　近日，在普陀区城市运行管理中心指挥大厅里，“数智普陀·苏河秀带数字治理”的大屏上出现了“违规停放非机动车”的警示信息。信息显示，一位行人将非机动车随意停放在苏河沿岸。这一幕第一时间被“苏河之眼”捕捉，根据内置的模型算法进行提示，并将预警事件推送到普陀区城市中心综合受理派单管理系统。根据前期设定的处置流程，系统自动派单到相关工作人员的手机端，方便工作人员进行核查和处置。同时系统也将预警实时上传到“数智普陀·苏河秀带数字治理”的大屏上。

　　“之前发现违规停车问题主要靠人工巡查和现场劝阻，治理成效很低。现在有了大数据治理手段，进行事件的智能发现和自动派单，我们开展工作有的放矢，不仅减少了人员投入，还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谈到如今的工作，城运中心的一线工作人员竖起了大拇指。

　　运用数字孪生技术和AI（人工智能）算法，识别沿岸乱扔垃圾、违规停车等行为，同时智能监控水质环境和水位变化，对事件进行“一口派单”，精准推送到各级处置人员终端……苏河治理的数字化转变，是京东云助力普陀区政府打造“数智普陀”的一个缩影。京东云以数智技术助推普陀区治理数字化转型、“一网统管”建设，目标是建设“数字孪生无处不在、生命体征无所不知、精准服务无处不享”的城市运管服平台。

　　2021年，《上海市“一江一河”发展“十四五”规划》提出将苏州河沿岸打造成为宜居、宜业、宜游、宜乐的现代生活示范水岸，实现从“工业锈带”向“生活秀带”“发展绣带”的转变。京东云助力普陀区打造“普陀区苏河秀带数字治理”应用场景，通过苏河状态一网感知、苏河运行一网治理、数字孪生三屏联动的信息化手段，按下了“半马（半程马拉松）苏河”数字化转型的“加速键”。

　　科学治理，数据先行。有别于“人工巡查”的被动处置模式，京东云以物联、数联、智联为基础，利用AI算法实现了“智能巡查”的主动发现，可以“一屏识别”乱扔垃圾、沿岸垂钓、占道经营等情况，利用视频数据和传感器数据，快速预判，并将相应事件汇总到普陀区城市中心综合受理派单管理系统“一口派单”，精准对接到区—街镇—片区进行三级处置，并对处置效果进行考核问效，形成事件智能发现—预警—派单—治理—问效的全流程闭环，实现苏河两岸的高效治理和集约化服务。

　　海量的数据汇聚，不仅在信息维度上，将“物理河流”映射为“数字河流”，还丰富了分析研判模型，增强了风险预警能力和管理处置水平，为管理者“靶向施策”提供依据，大大提高了城市管理预警能力。

　　近年来，“一网统管”已经成为国家推进智慧城市建设的重要举措。

　　普陀区应急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普陀区城市运行管理中心主任张军表示，目前，普陀区正在落实“人靠谱（普）、事办妥（陀）”思想共识和行动自觉，在京东云的技术输出和集成能力的协助下，普陀区城运中心重构管理流程，打造一屏发现、“一口派单”、一站处置、一网评效、一键搜索的“一网统管”全流程闭环工作体系。高效处置每件事，做到早发现、早预警、早研判和早处置，实现城市治理由被动处置向主动发现转变，由人力密集型向人机交互型转变，由经验判断型向数据分析型转变。

　　“城市大脑”:

　　让城市治理更高效

　　如何更好推动城市治理、提高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

　　“城市大脑”技术为回答好这个问题提供了一个新的选择。“城市大脑”是为城市生活打造的一个数字化界面。市民凭借它触摸城市脉搏、感受城市温度、享受城市服务，城市管理者通过它配置公共资源、作出科学决策、提高治理效能。

　　北京市海淀区就是“城市大脑”技术的受益者。

　　近年来，海淀区发展迅速、人口密度大。传统以人工为主的城市管理方式难以满足城市的快速发展和新形势下社会治理的新要求。加之，海淀区聚集了大量的科技工作者，对科技赋能城市精细化治理提出了更高的期盼和需求。

　　基于海淀区“城市智慧大脑”的建设需求，2018年，海淀区政府与百度签署《建设海淀区“城市大脑”合作备忘录》，双方将利用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在城市管理、交通治理、环境保护、公共安全等领域率先应用“城市大脑”，加快解决城市运行中的痛点、难点问题，在科技城市建设、提升城市管理水平等方面作出有益探索。

　　在海淀“城市大脑”的建设过程中，对渣土车的治理是一个具有代表性的治理需求。海淀区是一个建设大区，高峰时期约有300个工地在施工，渣土车运输带来了许多难题。渣土运输方多点分散，违法成本低，经常出现乱倾倒、闯红灯、未苫盖等现象；同时渣土车治理涉及的管理部门多，数据没有共享，难以形成治理合力，传统治理手段成效不明显。

　　通过与海淀区的合作，百度将自己的技术能力充分与实际场景结合，提升技术实用性的同时，为智慧城市建设打造了“样板间”。

　　“百度AI算法在渣土车车型的识别模型建设方面表现最为突出，渣土车捕获率在各家算法中最高。”海淀区城市管理指挥中心党组成员、副主任巩振文说。数据显示，“智慧大脑”支持下的渣土车治理，可以实现渣土车抓拍数量提升近30%，系统对渣土车号牌遮挡等违法特征识别的准确率达到95%以上，渣土车行驶轨迹预测分析准确率超过60%。在“城市大脑”的帮助下，渣土车违规率从26%下降到了4%。通过数字技术手段有效降低管理成本，提升治理效能。

　　百度智慧城市资深解决方案架构师张英博说道，“智慧城市的未来发展，一定是围绕城市治理需求，真正实现智能化升级。”在张英博看来，这需要产品与解决方案提供商具有强大的“技术+实战”能力。

　　“城市治理当中具有丰富的应用场景，为人工智能与云技术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技术的发展又为各类城市低门槛使用人工智能提供了可行性。”百度集团执行副总裁、百度智能云事业群总裁沈抖对人民日报记者说，“目前，百度智能云已经形成了70余个城市智慧化场景应用解决方案，能够有效提升城市治理的精细化、智能化能力。面向未来，云计算必须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百度智能云将把算力应用到城市服务管理环节的关键场景当中，解决城市治理方面遇到的实际问题，紧抓自研技术，牢牢掌握智能化发展的主动权。”（人民日报海外版记者 杨俊峰）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